蜀汉在诸葛亮北伐,民众因承担着繁重任务,极端艰难困苦而失败

来源:历史的玄清 2018-09-29 09:37:08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形象最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忠公体国、勤勉王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受到后世人们的无限崇敬颂扬。尤其是诸葛亮治蜀期间所呈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诚动天地、义感千秋。诸葛亮精神因此早在三国当时便已超越敌我之间和功业成败的界限。

在诸葛亮生前身后,推崇者遍及蜀、吴、魏三大政治集团,其政治对手也无不对他崇敬有加。晋朝统治者甚至不计前怨地诏令陈寿把诸葛亮文集遗著悉数录存,奉为圭臬,陈寿评价此举:“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但是在现实层面,不得不承认诸葛亮确实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面。

在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教化之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巴蜀志士坚守不渝的政治信条,益州全境热切沉浸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远大理想,矢志不移地践行着“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立国基本纲领,这种激情澎湃的政治气氛驱使着蜀汉执政者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政治正确的伟大路线砥砺奋进、勇往直前,容不得有任何徘徊、犹豫,更不可能再有另外的路径可走。

但是在现实层面,诸葛亮的继任者又无法回避蜀汉政权地处偏僻、幅员狭小的客观现实,纵然巴蜀地区物产丰饶,加上南中地区的资源支持,但是面对北方“跨带九州”、实力强大的曹魏政权,实在经不起那种无岁不征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的巨大消耗。

其实,即使在诸葛亮时代,长年累月的征战给蜀汉后方带来的沉重负担,到后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对于中央下达各郡的征兵任务、军需物资,很多郡国已经无法完成,所谓““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很多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声称男丁死亡。

东吴人张俨尚且能够看到的问题,作为诸葛亮的学生、爱将和接班人,大将军蒋琬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更加深切地体味和感触。因此,在主战与不战的两难选择之间,蒋琬最终选择了一条相对折衷的军事路线,他一方面多次派遣姜维率领偏师北伐,出战而不是大战,只是接连不断地对曹魏边境地区形成袭扰,以此应对朝廷和军方主战派的质疑和诘难,竭力避免没有任何胜算的大举出兵,避免无为透支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致力于静侯时机,蓄势待发。

蒋琬于243年奏经后主同意,把蜀军主力从汉中退迁涪县,正是为了奉行这种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实现适度军事收缩。。暴发于蒋琬迁涪第二年的兴势之战表明,涪县这个地方在区位上的最大劣势是距离前线过于遥远,一旦遇到前线军情危急,蜀军主力很难做到及时增援。

蒋琬当年以书佐身份随从刘备入川,涪县是他曾经多次到过的地方:公元211年刘备应邀入川抗击张鲁,正是在涪县与刘璋相会。第二年与刘璋反目,刘备率军南下攻打成都,途中再次经过涪县并在此发生激战。因此蒋琬对这里的交通区位不能说不熟。涪县即如今的四川省绵阳市,按如今的公路里程距离成都百余公里,而距离汉中治所南郑则有300多公里,距离南郑再往北边的边境军事一线则更加遥远。按照史书关于兴势之战的记载,北方曹爽于公元244年三月份兵出长安,自骆谷入汉中,费祎闰三月督诸军救汉中,四月才到达前线,历时一个多月。如果不是汉中守将王平采取的战术得当,援军尚未赶到,前线就有可能失守。

由于三国时期的特殊社会局面,执政者把政治、军事中心放在哪里,往往要取决于高层人物的政治需要和军事战略布局。

蜀、吴夷陵之战后,刘备一直驻扎在白帝城直到去世。后人推测刘备本人始终没有回到成都,是出于夷陵惨败的羞愧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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