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背诵了圣经哪一句?

来源:网易客户端 2017-05-09 10:25:15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庭园中共阅《圣经》

蒋宋情爱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可以说,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一直是历史公案,公说婆说,难以定论。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对蒋宋婚姻的判断就不同,这几乎没有办法改变。即使蒋介石日记里写有大量对宋美龄的倾慕与思恋,即使宋美龄多次声明她的婚姻完全是自主的,与宋蔼龄的安排无关,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还是有无数人认定,他们只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婚姻。如果这种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说服你,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找不到立论的严肃性了,只能沉浸在唐人所著《金陵春秋》式的花边传说里,为自己的恶趣味而大把地杀时间了。

见过1926年蒋介石追宋美龄时的一帧老照片,在宋家花园深处,宋美龄坐藤椅,怀抱小外甥孔令杰,手拿《伦敦新闻画报》,上头刊有关于北伐军蒋总司令的英文专访。而站在后头的男主人公,看起来好温良。

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设若一个已婚男子,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有文化,有教养,举止得体,仪态万方,让他无比心动,他会怎么做?有两种选择,一是远远地观望祝福,另一种是主动讨好试探。绝大多数情况,人家对你没有兴趣,你就会知难而退。少数情况下,对方回应良好,这时又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入一种不伦关系,二是离婚再娶。想一想,哪个男子不曾设想过离婚再娶的可能性?但往往是,一想到那漫长的争吵与说服,一想到那不可遏止的自责与感伤,我们就提前累得打退堂鼓了。

可是,如果这个女性是你老上司的妻妹,娶了她,会让你的声望与地位大幅提高;她的家境相当不错,家族相当有势力,足以为你的事业增添强大的助力;她本人的知识与能力,更可弥补你的弱点和短处,所有这一切,足以抵销抛弃原配所造成的痛苦与自责,你会怎么选择?

这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故事。爱是有的,而令蒋下决心抛妻另娶的动力之中,政治算计也是有的。两者并不矛盾,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因为毕竟,谁也不是伊甸园里与蛇遭遇之前的亚当与夏娃。

因此,我相信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没有作伪,蒋一定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宋蔼龄劝我娶她的妹妹,这样她就可以组织江浙财阀集体支持我。否则,我只有雄心,没有势力,难以成就大事业。你要知道,真正的爱,是肯为对方牺牲。因此,五年,只要你离开我五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次重逢了。”

这里,蒋介石的手法很高明。俗话说,仆人眼里无伟人,对枕边人,坦诚是必须的,承认自己想借婚姻上位,这有些不堪,如果是对外人这样讲,会遭到鄙夷,可对爱他的陈洁如这样讲,唤起的却是陈轻微的心酸与适度的痛惜,从而激活了她一种“孩子你受委屈了”的母性情怀。然后,再把陈洁如让位所付出的牺牲高尚化,就为她搭好了一个顺顺当当的台阶。陈洁如也清楚,蒋想做的事情一定会顽固到底,因此,顺阶而下,是最好的选择,况且,他毕竟还给了她一个五年期远景,如果他径直生硬地通知她分手又能怎样呢?就算五年是谎言,可他肯为她煞费苦心地琢磨这套说辞,她也就小小地知足了。

事实上,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中年人无法接受用“爱情”来描述蒋宋,因为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强调好坏泾渭,黑白分明,像蒋介石这种大恶人,只配和歪戴船形帽的女特务鬼混,怎么还配有爱情?因此,听“达令”这个音译词,我们至今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在当年众多的红色电影里,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当然,抛开影视的虚构表演,我们只读蒋介石的日记,也会发现,蒋的表达,还是难免有生硬的一面,这一点,正可与宋美龄和美国将军马歇尔的情感交流形成对照。

宋美龄第一次见到马歇尔,是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马歇尔不满英国将领刻意贬低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一次激烈争辩中,马说:“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再聚在一起讨论。”宋听到这句话,身体前倾,将手放到马的膝盖上,柔声说:“将军,你和我可以随时聚在一起。”

1948年,宋美龄访美,又见马歇尔。当时,马生病入院手术,马夫人凯莎琳接待宋入住马家。宋在凯莎琳面前毫不掩饰对马的“一片情”,要求与凯莎琳“共享”对马的感情。这是典型的美国式表达,凯莎琳接受起来一点也不存在困难。

宋美龄与凯莎琳一起下厨,一起打理花园,凯莎琳向宋倾吐马的种种轶事。马在12月7日手术,宋写长信给他,信封上写着:“呈给将军报告。极机密。阅毕即毁。”里边有什么机密呢?宋美龄写道,她在马家花园里做苦力,而他则躺在医院的丝绸床单上享清福。宋说,她费了极大力气种植荷兰大口径水仙花,辛苦地除草,经过这些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之后,还要到厨房度过悲惨的时刻,削马铃薯皮,煮罐头牛肉。而且,她还发明了了不起的新沙拉,尽管尝起来味道像泥巴。

之后,宋美龄以“一介小兵”的身份向总司令告状,她一再向副总司令(凯莎琳)要求加薪,却被当作耳边风,副总司令反而指责小兵在此宿营后,两颊晒黑了,肤色好看了,腰围亦显著加大,故任何有关财务上的要求一概无效驳回。因此,“现向总司令提出SOS讯号,赶快撤离丝绸床单!甜蜜的家庭绝不是像这个样子。”

总之,宋美龄要说的只不过是一句“祝早日恢复健康”,结果却表达得如此缠绵悱恻。说这是爱情,又如此公开;说不是爱情,却分明在幽默与自在中透出了浓浓的真情。这才是宋应该过的情感生活,但蒋介石却不可能给她这样的机会。基于出身、教养以及性情,蒋介石所能做的最浪漫的举动,也就是折枝梅花放到篮子里送给她,当作新年礼物。这种调调,显然无法满足宋对情爱的深度渴求。

因此,如果按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的话,说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没有爱情,也不为过。

1944年春,重庆官场盛传,陈洁如回国,与蒋介石旧情重燃,结果被宋美龄发现,一怒之下,宋美龄用花瓶砸破了蒋介石的头。尽管此事很可能属于捕风捉影,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发生了也不奇怪。依蒋的个性,还是与陈洁如一起生活,会更自在一些。与宋美龄在一起,她的优秀逼迫他时时刻刻都要打起精神来,要让自己表现得和她同样优秀。这是很累人的活法,有点像英国的老王子查尔斯,他为什么放着天仙一样的戴安娜不要,非投向卡比拉的怀抱?说到底,放松,自在,这才是比黄金还珍贵的真幸福。

这样,如果说在家庭生活中蒋介石可能是个气管炎,可能有点过分,但说宋与蒋的关系相当平等,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美国作家项美丽1939年12月在重庆采访宋美龄,蒋介石不知夫人有客,趿拉着拖鞋走进会客室,一时尴尬,哼了几声“好好好”即匆匆离开。宋美龄对项美丽说:“他忘了戴假牙。”就是说,宋对蒋,是可以这样打趣的。

1940年,宋庆龄说:“一开始他们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爱情了,美龄真心诚意地爱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蒋对宋,一向是关心之忱溢于言表。作家王丰说,可以感觉到,蒋对宋的情爱,绝对是真诚的。而宋对蒋的关怀,倒比较冷淡,反应不是太热情。一直等到蒋病倒后,宋才竭智尽虑,摒除一切嗜好和交际,陪蒋一起住院,长年如此。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去世。9月,宋美龄赴美国。离台前,她发表《书勉全体国人》说:“四十八年(1927年结婚起算)间,余与总统相守相勉,每日早晚并肩祷告,读经,默思;现在独对一幅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静祷,室内沉寂,耳际如闻謦欬,余感觉伊乃健在,并随时在我身边。”

謦欬,即谈笑声。宋美龄一生爱用生僻字,这可能与她20岁从美国留学归来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有关,她最怕别人说她没学问。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信仰

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在改信基督教后,并没有引发全国的信教热潮。按理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应该是中国传统习俗最顽固的流传形式,可是,蒋介石并没有得享这种效应。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他信教本身就是被动的,是为了迎娶宋美龄而必须满足宋家尤其是宋母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时在日本面见宋母乞婚时,蒋介石并没有立即答应成为基督徒,但他承诺,会终生研习圣经,不放弃努力。

蒋介石说到做到,每天做早课,唱圣歌,祈祷,从无间断。相比之下,宋美龄倒是随意自然得多。这也就对了。她的信仰,得自家传,不必将像蒋介石一样,有一种“积极分子心态”,即新加入一个团体,总要表现得比原成员更主动热诚,才好得到团体的顺利接纳。

宋美龄自述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她自认为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这也难怪,家传嘛,一出生就受洗,定时祈祷,每个主日去礼拜,这都是自然的生活方式,跟着家人照做就是了,她不需要额外思考,也没有机会去思考。第二个阶段,宋美龄说,首先是母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同时,放眼中国,北方有强敌,南方有水患,她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空虚。实际上,宋美龄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她正在经历宗教世家子女大多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即开始对信仰产生独立思考。

原先,他们一直生活在浅层次的宗教生活氛围里,等长到一定年龄,必然会猛然惊醒,开始严肃地反观自身: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这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些人经过确认,再次坚固了信仰。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产生逃离的愿望和行动。

在宋家,父亲宋嘉树是美国教会培养出来的牧师,母亲倪桂珍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据宋美龄回忆,她的母亲每日黎明前就开始晨祷,当子女有什么困惑向她请教时,她一定会说:“我必须先问问主。”宋美龄称:“我们不能催她,问主不是只花五分钟,请他保佑她的孩子,使其愿望达成。那得要等候上帝,直到她感受到他的指引。”

而宋美龄怎么样呢,美国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透露,宋美龄会觉得每天祈祷“太累啦”,“讨厌主日要到教堂听道那么久”。家庭祈祷时,她经常借口口渴而开溜。宋美龄曾经这样写过:“我以前认为信仰、信念和永恒不朽多多少少是想象出来的。我相信眼见的世界,不信见不到的世界。我不能因为某样东西一向被人接受,也就接受它。换句话说,先人们觉得够好的宗教,就未必吸引得了我。”这种言论,往严重了说,几乎就等于退教宣言。

宋美龄一生为皮肤病困扰,1918年,她回家不久就发病,写信给美国好友埃玛说:“母亲说,这是我不肯跟她去复兴布道会,才会得到的报应。”

1931年,宋母过世前,宋美龄守在病床前陪母亲聊天,她突然说:“妈妈,你的祈祷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好叫它再也伤害不了中国?”宋母把头别过去,半天才回答她:“别要我去向上帝祈祷即使他做你也不配提的事。主说,报复是我的事。它绝对不是你的事。”

这样,第三个阶段,蒋介石的出现,对宋美龄而言非常重要。她自己承认,在引导蒋进入基督精神的过程中,她自己的信仰也得到了确证和提升。

事实上,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探索,勤奋而执着。他每天念诵圣经,时时苦思冥索,这对于宋美龄,也是一种有效的救赎和提拔。蒋的习惯,是早睡早起,而宋则是晚睡晚起。但在蒋研习圣经时,宋特意改变作息,大清早6点起身,与蒋一起读经祈祷。

宋美龄这样解说她给蒋介石讲解圣经的结果:“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我又回到了我母亲的上帝。我知道有一股力量远远大过我的力量,但是母亲已经不再能替我祷告。看来唯有我能在精神上协助委员长,也因为协助他,我自己愈加虔诚。我要做的,不是出于我心,而是上帝的意志。”

宋美龄还承认:“我自己的信仰和新得的了解同时滋长,一种更深刻的意义浸润了我们的婚姻,我自己也走上了灵性发展的初步阶段。”是的,他们的婚姻关系能历经风雨而未遭损毁,与这种精神信仰上的紧密纽带大有干系。

蒋介石的努力,最终促进了宋美龄的信仰成熟。这,恐怕是作古的宋老太太做梦也难以想到的。

当然,美国作家帕库拉对蒋介石还是有着深入的了解,她这样说:不论蒋介石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信了基督教,他的心灵深处仍是儒家思想。他相信天命之说,也一再自修自省,检讨自己的私德。他的戒条很简单,罩上基督徒的外衣似乎也没能深化他对自己的了解。

但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在形式上,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不少人爱举蒋介石日记中记载自己在香港嫖妓的内容,以诋毁他的道德形象,实际上,他肯把这样的丑事记录下来,就已经是他从未放弃过自我交战的明证。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蒋介石完全是一个以苦行为营养的斯巴达战士,因此,让他严格践行基督教的礼仪与规程,自然是毫无困难的。1930年,中原大战正酣,无数无辜的生命在苍黄的旷野闭上了眼睛,蒋介石正式受洗。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宋美龄力排众议,甘愿犯险,奔赴西安施救。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瞬间流下热泪,他说,当天早上读圣经,正好读到了这样一句:“耶和华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这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密码。相信在那一瞬间,什么家国大业,什么抗日反共,统统淡如轻烟,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接通了,如阴阳电极,从脚底直贯天灵。对宋美龄来说,这一次来西安冒险,已经不算什么,为了蒋,就算死一百次也不在话下。因为她感受到了灵魂的大喜悦,这才是生命真正的高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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