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校园欺凌案的思路该换换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05-23 07:44:00

不久前,江苏昆山某中专学校发生一起严重校园欺凌事件,昆山法院对四名女性被告人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分别判决杨某、李某有期徒刑六个月,丁某、顾某拘役四个月。四名被告人与受害人杜某(女)、姜某(女)同属该中专学校学生,年龄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此案的犯罪情节包括:被告人将受害人骗至一KTV内实施殴打,并抢走两人身上现金约两百元。几天后,4名被告人又到受害人的宿舍持铝合金棍子、湿毛巾再次殴打她们俩,还强迫二人脱掉衣服、跪在地上,并拍裸照,后又抢走受害人的现金、手机等财物。据调查,四名被告人平时就喜欢在校内拉帮结派,经常参与打架、强索同学财物,多次被学校记过处分。

如今,校园欺凌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仅2016年以来就时有发生,如1月被抓获的杀害11岁女童的嫌犯韦某在短短五年内就犯过三桩恶性杀人、伤害案件;3月初,安徽黄山某中学高三女生遭遇男生下“春药”。在3月的这起“下春药”事件中,肇事学生仅被依校规“严肃处理”。现在昆山的这起案件中的施害者被判处几个月的刑期不能不说非常偏轻。

对违法犯罪现象的治理,总要从原因着手,以期对症下药。归纳起来,我国校园欺凌现象,是产生违法犯罪的动因(内因)和抑制违法犯罪的外力(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前者而言,当今社会和家庭的生活环境导致青少年患上心理疾病,容易引发违法犯罪。比如,影视剧和网络世界纸醉金迷的场景和对暴力美学的欣赏在不自觉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心智。再如,家庭的失爱或者过度溺爱(如隔代教育)导致的自我膨胀,父母的极端教育导致孩子心理偏激。其次,传统观念大都认为,学校里孩子们打打闹闹“没多大点事”,校方大多都以校纪校规、批评教育处置,没有在苗头上升为恶性事件之前及时做好防治工作,或者依法严肃处理。

就后者而言,主要体现为司法处置存在弊端。我国法律受“矜老恤幼”思想影响,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几乎提供了一种免责性保护。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4周岁是中国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标准,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满14周岁,则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只规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缺乏专门针对实际存在的低龄犯罪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考虑不足,导致教育感化的初衷沦为空谈。结果,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不仅不能保护校园受害者,反而成为了施害者的“丹书铁券,免死金牌”。就昆山案来说,四名被告人先是殴打抢走被害人财物,第二次竟闯进宿舍殴打抢走财物,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校外未成年人身上势必认定为抢劫罪,至少也要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正因为她们是学生,案件的性质就被降至最低。事实说明,对以学生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一味从轻、过轻处理的“司法共识”恐怕到了该纠偏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理对策也多来自国外。然而,国外的做法早已发生改变。不久前,在美中国留学生欺凌案在美加州法院宣判,三名主要涉案高中生以绑架、殴打罪名分别获刑6年、10年和13年。这样的结果要是在我们国内简直难以置信。

的确,美国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校园欺凌当做一般暴力行为看待,认为这只是学生的极端表现方式而已。而事实证明这是对犯法者的放纵和对受害者的无视。受害者大多是敏感、弱小、自卑的学生,欺凌行为使其处于恐惧、抑郁、焦虑和沮丧之中,以致选择逃避校园,甚至自杀。直至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发生了几起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案,才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由此开始了惩治校园欺凌的立法。从1999年的佐治亚州诞生第一部反欺凌法案,到2015年3月美国蒙大拿州通过立法,至此美国50个州全部有了反欺凌法律。各州法律均强调学校的法定责任,如学校拥有惩罚权,对存在严重行为的学生可予以开除;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部门需及时介入;案情严重的,即使是未成年学生,也可按成年人的标准定罪量刑。此外,美国还制定了覆盖学校到家庭的反欺凌措施。如各中小学校网站上一般都有专门的链接,可以随时举报校园欺凌现象。有的还给学生安装了相关手机软件。若法官认定孩子的欺凌行为与父母的不良行为如吸毒、酗酒等有关,可以转移孩子的监护权等。

美国作为“发明”现代未成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国家,其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刑法要保护犯了罪的未成年学生,也必须保护受到危害或处于危险状态下的学生。正视校园欺凌事件的危害性,不妨参考他国建立专门针对低龄犯罪的司法制度,并在校园设立反欺凌的具体举措,扩大社区、街道,乃至司法机关对于父母监护权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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