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县长郭企之:喊话感召2个连伪军带武器投诚(4)

来源:军事新闻 2016-02-04 14:39:18

抗日战争中的中共县长

[摘要]抗战时期的中共县长,是实际担负着各项抗战任务的地方干部群体。在备战御敌方面,他们积极投入军事斗争,不仅在抵抗侵略、动员民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大多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充分展现出不畏强敌的革命精神。在建设后方、巩固根据地方面,县长在教育、经济、政治宣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业绩。作为领导实际的“指挥员”和躬亲实际的“战斗员”,他们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与建设中创造出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此外,县长的执政理念和行事风格,又是一种象征和符号,成为凝聚人心、推动基层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抗日战争;县长;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基层社会

抗战时期中共县长(中共县长,指抗战时期中共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首脑。参见杨东:《民国时期县官称谓的历史迁变与基层映像》,《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的身份背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工农出身,另一类是青年知识分子,再一类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在这些县长中本地干部又占绝大多数。据晋察冀边区的报告显示,地县两级政权系统中,80.9%是本地干部。(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5年编印,第262页。)战时陕甘宁边区亦是如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明确强调,县级政权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处于枢纽地位。如陕甘宁边区在各级政府的总体构架中就指出:“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1949年编印,第5页。)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强调,县政府是“代表全县抗日人民之抗日民主政府,为实行地方自治之领导机关”。(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鉴于县级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共对于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且强调县级政权必须遵循和接受党的领导,在县委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而县长作为县级政权的行政首脑,中共同样给予很高的定位。1943年,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简报中就指出:“县长很重要,宁可使党部工作受点损失,也要把大批好干部去当县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63页。)谢觉哉更是鲜明地指出:“县长是亲民的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根据地的县长“是躬亲实际的战斗员,又是领导实际的指挥员”,他们“不仅是行政成绩的实施者,且应是各种具体政治规律的创造者”。如果没有县长,“上级领导人员绝不会想出好东西来”,根据地的经验和办法,“主要还是靠经过县长”。(《新中华报》1941年3月9日。)

可见,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地方干部是“真正能担负起伟大任务的干部”,那么对于中共县长而言则更是如此。(参见《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

一、备战御敌:积极投入军事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广大领土和民众饱受日军的蹂躏。战备动员、抗敌御侮,就成为战时县长的中心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抗日县长”,成为对敌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战时冀中地区,仅蠡县日军就修建了40余处岗楼据点,造成了“出门上公路,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加之特务汉奸猖獗狂妄,革命阵营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环境变得异常残酷,抗战进入极端艰苦时期。面对这种情况,根据地、沦陷区县长,积极备战御敌,采取多种形式抗击日军。武强县长李敬仁,亲自到农村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并组织民众深挖地道。鉴于原来挖的地洞多是“蛤蟆蹲”,不便于活动,李县长和群众一起挖,有的地道能通到邻户和村外,有防烟熏、防水灌的气孔和暗沟,这些地道极大地保存了革命实力。(参见李秉新编《血色冀中:“五一”反“扫荡”六十周年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4页。)在与敌人的多次斗争中,根据地民众与游击队协同合作,在掘沟破路、毁坏交通、构筑新道新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凹沟”即著名的“抗日沟”战术。

其时广饶县长门金甲,为适应平原游击战的需要,在广北境内挖成总长900余公里纵横交错、遍布广北大地的抗日沟。之后又创造出新式沟形。全县所有村庄道路都挖通,广北大地布满了能攻能守,便于部队转移和军民隐蔽的抗日沟。抗日沟形成之后,在几次大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党政军民在利用它作隐蔽转移的同时,还凭借它作掩体,相机伏击敌伪军,曾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以少制多的胜利。

在动员民众备战参战方面,中共县长更是不遗余力开展动员工作。马功岑任邯郸县长期间,积极动员农村青年参军,组成了一支300人的抗日县大队,后又成立了县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农会、抗日宣传队、抗日游击小分队等抗日组织,分赴全县农村筹粮、筹款,同时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2年4月,马功岑任永肥县长,在短短七个月中,就开辟了三个区域的工作,组织起“保卫壮丁游击队”,打击了敌人抓壮丁的活动,并积极向敌占区推进,很快就把敌人吞食的14个村庄变为根据地。(参见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邯郸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593—594页。)襄垣第一任抗日县长徐国华,动员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自卫队、农救会、妇卫会、儿童团等组织,在襄垣县召开了25000余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遵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人民全面抗战。1939年3月,他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大屯粮,全县共积公粮26500多石,捐银洋259400元。(参见《渭城文史资料》第2辑,渭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58页。)

在动员备战的同时,县长在对敌斗争中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在抗击日军的军事斗争中彰显着中共县长的抗战精神。

曲周县长郭企之,面临日趋恶化、斗争愈益残酷的客观环境,亲自带领游击队转入农村发动群众破路藏粮、坚壁清野、瓦解伪军,积极开展游击战、麻雀战,以打击日寇。郭企之白天秘密找干部谈工作、研究问题,夜晚带领基干队向敌人碉堡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教育伪军不要甘心当亡国奴,不要办坏事。在郭企之的感召下,白庄碉堡两个连的伪军携武器向我方投诚。事后,干部、战士们夸赞说:“我们的郭县长,不仅是一位政治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中共曲周县党史人物传》第1集,中共曲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23页。)稷麓县长赵宜轩依托稷王山和峨嵋岭的有利地形,采用伏击战、夜袭战、打援、阻击、侧击、追击、反击、破袭等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比如夜袭通化口,全歼万泉战工团;火攻牛家川,活捉匪首王长远;远道奔袭石佛沟,全歼爱乡团留守处;巧攻曹张镇,歼灭警备队;智取赵村岭,击溃解宝盛等。(参见《河东文史》第3辑,山西省运城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2006年编,第139页。)衡水县长贾殿阁,不仅亲自带领县大队作战,有时还根据需要单独作战,有时袭扰伏击敌人,有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数年如一日,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参见《桃城烽火》第1集,中共衡水市委党史办1985年编,第69页。)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河中游。抗战爆发后,日寇沿陕甘宁边区河防一线发动进攻,致使边区河防吃紧。吴堡县位于黄河之滨,仅一河之隔的山西渡口即驻扎有日军。1942年至1943年间,日寇数次向吴堡宋家川一带发射炮弹,并多次企图突破黄河防线进犯陕甘宁边区。面对日军的进犯,吴堡县长王恩惠积极动员民众参加对日斗争,并亲自参加到保卫河防的工作中。当河防工事被毁后,王恩惠及时“动员民夫抢修工事,不顾敌人炮火威胁,并亲身背石填土,迅速将工事修复,击退敌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中央档案馆1988年版,第74—75页。)正是由于王恩惠的英勇无畏,吴堡县才构筑起河防的铜墙铁壁,守住了陕北的东大门。边区政府为此专门嘉奖道:“王县长能以亲身督率民夫背石填土,修复工事,击退敌人,殊甚嘉慰,应予记大功一次。望即令知该县长以示激励。”(《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74页。)

在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中共县长积极动员备战参战,身先士卒抗敌御侮,作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9月,杨秀峰在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冀南公署领导下的县长,面临敌人残酷毒辣的进攻,除有两三个特殊情形之外,“没有一个离开过县境”,而是坚决游击、坚持工作。(《杨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更有不少县长在对敌斗争中,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在晋察冀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38至1943年期间,仅县长以上干部牺牲的就数以百计。如灵丘县长齐殿选、徐水县长刘辉、清苑县长刘寿彭、昌延县长胡瑛等,都是在对敌斗争中壮烈殉国的。曾任冀南地区曲周县长的郭企之,布置抗日工作时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问,用脚在地上写了“县长”两个大字,最终被杀害,年仅24岁,成为“感动全冀南民众”的一位县长。郭企之牺牲后,民众纷纷前去吊唁并编了歌谣:“企之牺牲重如山,人民悼念泪不干,打败万恶日本鬼,为我县长报仇冤。”1940年3月,冀南行政公署特誉郭企之“模范县长”光荣称号,并将曲周县第五区和第六区及威县一部分村庄并为一个县,命名为“企之县”,以示纪念。(参见《曲周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周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4年编,第44页。)这些县长的牺牲,不仅体现着抗日县长的英雄本色,更是中共县长在抗战时期突出贡献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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