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用创新的国际最佳准则打造亚投行

来源:环球网 2016-01-17 09:50:00

金立群在办公室接受财新专访。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北京正式开业。当天,亚投行举行理事会,会上正式任命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为首任行长。

1月19日,金立群就将奔赴瑞士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的大舞台上,以亚投行行长的身份首次亮相。在此前夕,金立群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走进金立群的办公室,透过幕帘,窗外的北京看起来分外清朗。金立群的办公桌上躺着几本书,一本傅高义(EzraVogel)的《邓小平时代》、一本深受英式“字谜游戏”爱好者喜爱的英文字典——ChambersDictionary、一本法文字典——DictionnaireHachette。数本汉语字典错落在办公桌背后的书架上。一本莎士比亚作品全集——RiversideShakespeare,横放在侧面的书架上。

这既是金立群在亚投行筹备期间的个人办公室,也当小型会议室用,一些会就在办公桌对面的会议桌上开。阳光透过几扇落地窗,照到办公桌后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上,对面的会议桌上还摆着一个旋转的地球仪。亚投行57个成员国覆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美五大洲,还有几十个国家正走在加入的路上,未来覆盖地域将更广。

2016年开年,中国经济似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前景亦极不明朗,基础设施被包括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rrySummers)在内的不少人士认为是实现全球经济实质性复苏的少有抓手。然而,推动基础设施发展的有效载体——全球多边发展机构正面临有效性的质疑。此时,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新的多边发展机构开始运作,能不能给各国的基建和发展事业,给中国的走向,乃至为全球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

亚投行是过去两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努力的巨大成功,现有多边发展机构面临的挑战,无疑反映了发展实践的不易,必须在一系列问题上把握好微妙的平衡,协调好各方利益。亚投行应该怎么做?用“一百个人读莎士比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来形容,毫不为过。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金立群自述,“1968年插队落户时,我19岁。”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考上英语教育家许国璋的研究生,攻读英美文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年底毕业后,他进入财政部工作。其后,中国在各大国际机构中的参与越来越深入,金立群的经历伴随了这一过程。2003年,金立群卸下财政部副部长一职,出任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副行长,成为中国首位亚行副行长。2008年届满卸任之后,出任中投公司监事长,并于2013年担任中金公司董事长。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金立群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翌年初,金立群被任命为亚投行中方筹建工作组组长,之后出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亚投行开局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当中有金立群在关键时刻的关键努力。

作为首任行长,谋求创新的国际最佳实践,既要发挥出中国的担当作用,又服务于国际的共同利益,金立群将怎样把亚投行导向成功?

谈判历程

财新记者:57个国家参与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好的开局,你当初想象过吗?

金立群:习主席倡导下以中国为主发起成立亚投行,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速度之快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不仅筹建的速度快,成立后进行运营,开展投资的速度会更快。

我们最早预测,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至少会有20来个国家加入。一开始,先跟东盟国家谈,东盟10国,加上韩国、中国,就是12国,同时也在跟日本、美国不断沟通。再加上南亚、中亚的一些国家,南亚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中亚五国再加上俄罗斯,这些满打满算应该有30多个国家。即使有些不确定因素,有些国家不进来,那也至少有20多个国家,这是我们当时的预测。

此外,任何一个地区银行都应当欢迎域外国家参加,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都是这样。成立亚投行,当然要邀请域外国家。但我们考虑,这会有一定难度。第一,从经济上来讲,欧洲国家近来正经历2008年以后的主权债务危机,很多欧元区国家还有沉重的债务包袱,核心国家还要帮助边缘国家,这个时候亚投行千亿美元的资本金,20%的实缴资本要真金白银出资,对欧洲国家来讲,是个不小的财务负担。第二,从发展理念上讲,既然有了世界银行、亚行,有没有必要搞个亚投行,而且是由中国人发起倡导的,会不会坚持高的标准?

对于请域外国家进来的难度,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发达国家不进来,怎么算一个真正的国际多边机构呢?我们从困难着手,向最好的方向努力。

最终,参与发起亚投行的国家数量翻了倍。

财新记者:从最早预想的20多个国家,到最后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关键转折是在什么时候?

金立群:英国决定参加很重要。不是说英国做了决定,其他国家才开始想,这是不可能的。七国集团、发达国家、欧盟国家都是要相互之间协调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在思考同样的决定,问题是谁先走出第一步。英国先走了这一步,也因为英国参加,增强了很多国家的信心,大家都来,呈现排山倒海之势。

第一批加入亚投行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3月31日。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我跟财政部史耀斌副部长在阿拉木图开完会回来,由于天气问题,航班延误,我们在飞机场等着。那是3月31日晚上11点50分,还有国家加入——最后10分钟还有国家加入。

财新记者:是不是针对英国特别做了工作?

金立群:有很多人有误解,好像我们就集中精力做英国的工作,并不是这样,我们不疏忽任何一个国家,对所有欧洲国家一视同仁。

我们跟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是一直在接触。我个人到英国去的次数比较多,有客观原因。我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的受托人之一,IFRS基金会的总部在伦敦,经常要去开会,每次去开会就不妨去拜访一下英国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同时到周边有关国家去。

其他欧洲国家,比如瑞士、卢森堡,我们也都是一开始就在谈,频率一点不比其他大国低。但是,我也强调,英国走出第一步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消除了很多国家的疑虑。英国认为亚投行是有前途、可以发挥作用的,也增强了别国的信心。

财新记者:美国、日本为什么没有加入亚投行?

金立群:中国对所有国家加入亚投行都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对于主要的国家,我们一直进行对话,从来没有停止。当然,一个主权国家加不加入,由它们自己决定,有各方面的因素。

先讲美国。中美关系一直是双方均极为重视的外交关系。我从1983年开始参与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活动,直至2003年离开财政部,到亚行去任职。之后中美之间又有了一个新对话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之间的对话一直没有停止过。另外还有“二轨对话”,包括原国务委员唐家璇和基辛格的政治二轨对话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原副总理曾培炎和美国商会唐纳森的经济和商务二轨对话,这两个对话我都参加了。这些会上交流重大问题,亚投行的事也在其中,沟通的渠道一直非常畅通。

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态度,我觉得是在预期中的。在亚投行成立谈判期间,二十国集团(G20)在2010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及治理改革,美国国会都还没有通过。中国和其他国家在IMF地位上升,主要通过欧洲国家减让股份份额实现,不影响美国的否决权,美国保持原有地位。就这样,美国也多年没有通过。

如果加入亚投行,美国肯定会是大股东之一,要出很多钱。美国要作出这个决定有一定难度。美国对于中国牵头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也有一定困惑:会有什么样的标准?特别是在环保等问题上,他们有担忧。

日本也同样,我们跟日本沟通很早,我也到日本财政部去过,我们把这些问题跟他们做了解释。最终,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

财新记者:美国国会最后是在2015年12月间通过了IMF份额及治理改革。

金立群:美国不通过不行了。亚投行成立绝对起了作用——你再不通过,就掉队了。

财新记者:我们最近采访美国金融界重量级人士,如格林柏格(MauriceGreenberg)和索罗斯(GeorgeSoros),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参加亚投行是一个错误。

金立群: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也变得比较积极。我跟美国政府包括财政部、国务院、白宫的一些人员谈过。我个人的印象是,他们都很重视中国创立的机构,并没有不友好或敌视的态度。我们谈得很愉快,解答了他们很多问题,所以这方面并不构成很大的障碍。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无法也不会强求任何国家。

财新记者:对比同类国际多边机构,怎么评估亚投行发起时的状况?

金立群:规模很大,参加国数量很多。当然,不能跟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相比,因为它们是全球性的,但亚投行绝对比其他一些地区性机构创办时的成员国数量多。

我在亚行工作了五年。中国跟亚行第一次接触,我也参加了。亚行是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当时也遇到很大的阻力。美国起初并不赞成日本人发起亚行,说已经有了世行,为何再搞一个亚行?但日本人最后说服了美国,两个大股东一起组建。一位亚行的日本朋友跟我讲,亚行邀请欧洲国家参加,主要是当时战后不到20年,日本也没多少钱,希望得到欧洲国家的资金支持。所以,亚行股权结构中,非亚洲国家的股份占比相当大。

今天亚投行请欧洲国家来就不是为了它们的资金了,而是要办成真正的国际性机构。地区性银行同样是国际性的,也是多边的,我们主要是要体现它的多边性,一起来建设21世纪的新机构。

财新记者:日本不参加,是否有一种瑜亮情结:既然有亚行,干嘛还要有亚投行?

金立群:日本各界的态度也并不是一致的。我理解,任何国家做出这种决定是需要过程的,何况它存在一些疑虑。亚投行会不会对亚行造成冲击?很简单,上世纪60年代亚行成立时,有没有对世界银行造成冲击?没有嘛。

道理很简单:第一,亚投行的工作重点和现有机构有重叠,但有区别;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70年前成立世行,50年前成立亚行,现在成立亚投行,亚洲地区经济总量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倍?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荡荡,完全容得下一个新的机构,不会发生“踩踏事件”。需求摆在那里,据亚行测算,今后十年有1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哪家单凭自己能解决得了?

财新记者:亚投行成立历经八次谈判,哪些问题争议最大?

金立群: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前几次谈判时基本都是亚洲国家参加,欧洲国家进来已经是第四次了,原则都已经定下来了。记得我们当时跟他们说,欢迎!但是不要颠覆我们三次谈判已经形成的文件,我们亚洲国家辛辛苦苦谈到差不多了,不能你进来全给推翻了。

有一点我要强调,中国发起成立新的多边机构,是有自己的发展理念的,体现在基础文件中,而不是等大家一起来凑。但是为什么开那么多次会?是为了充分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要商量,比如公司的治理结构。

我们基本按照现有国际机构总的架构: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下面是董事会,代表理事会工作;再下面是管理层。

不过,跟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不同,亚投行没有常驻的执行董事会。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创设的,其实当时代表英国财政部谈判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并不赞成,他认为常驻的执行董事会有很多弊端。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董事会既定政策又批项目,有利益冲突,应该是董事会定政策、管理层批项目。诸如此类的变革,都需要大家理解。

财新记者:他们最重视哪些问题?

金立群:公司治理问题、环境和社会问题、有没有好的监督机制,诸如此类。他们说,亚投行的章程、现在所有的主要政策文件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准备进来。

那就以已有文件接受他们进来不就完了嘛?但我们感到这样不太好,所以4月在北京增加了一次会议,主要就是让大家还有机会再讨论一下,而不是让你进来“按手印”。

4月的这次会议,给新来的20多个国家一个充分参与讨论的机会,所以到5月24日在新加坡最后敲定章程协议的时候,大家心情愉快:虽然晚来了,但是对于制定章程和其他重要政策,没有人被剥夺发言权。

核心就是这五次会议,谈章程、协定。接下来还有三次会议,谈政策文件,关于业务政策、财务和人事政策、环境社会保障条款。这八次会议,给所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很多的机会来共同参与创办亚投行。

财新记者:除了57个创始国,现在还有3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什么时候会完成接纳它们的程序?

金立群:这30多个国家有比较强的加入意愿,既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国家。来询问的还有更多。考虑到它们的积极性,我预计第一次理事会通过以后,亚投行就会启动程序,争取在2016年底以前解决这些国家的成员国资格问题。

财新记者:这些国家参加进来,原先股东的份额是不是相应减少呢?比如中国。

金立群:会是选择性增资。它们带新的资金进来,现有股东的份额就会被稀释。中国的股份和投票权也会被相应稀释,但是总的资金是增加的。

金立群在办公室接受财新专访。

创新的“国际最佳准则”

财新记者:可不可以说,亚投行成立过程中的谈判,实质就是谈如何在一个新的阶段,打造多边发展机构的国际最佳实践?

金立群:亚投行要按照国际最佳准则来运行,但对国际最佳准则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你这个所谓的国际最佳准则,不吸收最近3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接受中国的发展经验,就称不上真正的国际最佳准则。同样用这个术语,但是我们对国际最佳准则的理解跟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具体来说,取消常驻执行董事会是有一点难度的。难度在于,取消了常驻执行董事会,谁来监督管理层?还有董事会跟管理层的分工问题,分别做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共识是慢慢达成的。

我认为不应该设立常驻执行董事会。成本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职责不清,职权不明,没人负责。

大家都知道,董事会是制定重大政策,决定业务方向的;管理部门是董事会请来的专业人员,管理资金,做董事会认为应该做的事。如果建执行董事会,有执行二字,也在做管理部门的事,那问题就来了:你制定政策,又批项目,那么项目搞坏了是谁的责任?是管理部门的责任吗?不是,管理部门没批项目。那怎么让董事会负责呢?总不能把董事会开除吧。这是一个责任真空。我认为,这是现有机构里最大的问题。

财新记者:其实正常的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还是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限分得很清楚的,为什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此不同?

金立群:这是7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者定下的,其实凯恩斯早就预料到有问题,但因为它成了一个模式,一直被照搬。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行都设了执行董事会。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常驻执行董事会这个做法,导致职责不清,职权不明,无人负责。看起来都在负责,但其实没人负责。

取消常驻执行董事会,这是我坚持的,但不是我原创。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就有人提出要取消常驻执行董事会,但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不做决定,请执行董事会去讨论。请执行董事会讨论取消执行董事会的事,等于是与虎谋皮。我在世行和亚行工作时,就深刻体会到常驻执行董事会的弊端,所以成立亚投行时,我坚决反对照搬。

财新记者:因为没有照搬常驻执董会制度,国际上又对亚投行的透明度产生担心,说中国过于控制。怎么看?

金立群:没有常驻执行董事会,董事会可以更好地监督管理层,因为它没有其他的利益卷在里头了。它定政策,监督管理层,如果管理层玩忽职守,或者犯重大的决策错误,就把他们开掉。这才真正叫各负其责,对吧?这才是一个既精干又有效率的制度。多少年来,私营部门都是这么做的。

财新记者:外界还担忧,中国是亚投行第一大股东,26%的投票权被视为一票否决权,银行总部也将落户北京,行长也是中国人,如何打消这种担忧?

金立群:美国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美国人当行长,总部放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两条马路。你担忧吗?担忧不担忧,取决于制度。只要亚投行是按照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公司治理框架来运行,就没有问题。

财新记者:亚投行的董事会怎么发挥作用?

金立群:常设董事会跟常驻董事会不一样。亚投行没有取消董事会,管理层也是在董事会领导下工作,所有重大政策都是由董事会批准,管理层在董事会批准的政策下,负责银行的日常运营。

除此之外,管理层对运营情况要负全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管理层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结合了私营部门和现有国际机构两者的治理特点,能保证机构正常运行。

我要特别强调一条,虽然上面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学习世行、亚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好经验,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但是,既然我们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就是要创新,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如果仅仅是拷贝和山寨,要它干嘛?

财新记者:中国是亚投行的大股东,除了认缴资本金,对亚投行还会不会有额外的帮助?

金立群: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现有国际机构的经验。作为一个机构的大股东,甚至派出行长,凭什么?因为有更多的担当。个人必须把事情做好,国家必须出力。这有多种形式,除了出资本金,还有一些其他支持,比如特别信托基金。日本给亚行每年的支持数额是很大的。

我认为,一定要强调中国的担当。不要怕人家说什么“亚投行成为中国政府的工具”这种怪话。只要亚投行是按照成员国共同认可的治理框架来运行,就不是中国政府也不是任何政府的工具。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愿意帮其他国家多做一些好事,有更多的支持和担当,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不回避这个问题,中国就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发挥的这些作用对大家是有利的。如果你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是为一己利益,只会像在伦敦海德公园木桩上站着的演讲者,自以为在发表重要演讲,听的人一个都没有。

专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与海内外发展机构合作

财新记者:你近来跟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投行等机构的负责人都有会面,是不是准备跟他们合作?

金立群:对的,有我们主动的,也有他们找我们的。比如说上次我到世界银行去,他们准备了不少项目,准备得很充分了,很快就可以一起做。跟很多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我们几家谈得非常好,合作得也非常好,亚投行的组建得到了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的积极支持。与金砖银行也有合作的机会。金砖银行成立比亚投行早,也正在准备项目。我跟卡马特(KVKamath)行长早就谈过几次。总之,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合作伙伴,做项目的成本可以下降。

财新记者:中国将在泰国、印尼建高铁,今后亚投行怎么跟中国的金融机构合作呢?

金立群:亚投行是一个国际机构,如果优先跟中国企业合作,是不公正的。中国企业有很强的竞争力,自然会有很多机会,只要按照亚投行的政策办事,比如说招标采购等,符合规定,公平竞争,我们跟任何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合作都行。但要防止误解,以为成立亚投行就是为中国企业在外面拿项目,那是完全错误的。

财新记者:亚投行会怎么处理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金立群:“一带一路”上的许多沿线国家都是亚投行成员国,只要这些国家提出的项目符合亚投行的标准,我们都可以支持。

财新记者:“一带一路”的项目,亚投行也投,丝路基金也投,这之间是不是会有竞争关系呢?两者发挥同样作用吗?

金立群:两者不一样,我认为也不存在竞争关系。大项目现在动辄需要十几亿美元的投资,所以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和很多主权财富基金都愿意相互合作,共同来完成一家难以完成的事情,这是好事。其实,许多地方,没有我们进去,商业性机构是不会也不可能进去的。我先把架构搭好了,房子盖起来了,卖家具的才有市场。

怎样运行一家多边机构?

财新记者:亚投行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会做什么?

金立群:没有第一个项目,只有第一批项目。做哪一类项目,是根据需求来定的。亚投行的宗旨,是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现有的一些借款国家,需求比较大的是电力,包括发电、输变电,公路和铁路,也有港口建设的需求。城市建设里头,很重要的一块需求是供水排污。我们现在准备的项目就集中在这些方面,涉及的国家很多。我们尽可能使项目一开始的覆盖面就广一点。

财新记者:你提到亚投行会采用相对比较快的批贷速度。不过,有两个担心,一个是“一带一路”沿线预期回报较好(profitable)的投资机会可能有限;另一个是借款国潜在的政治风险和政府能力不足问题。怎么管理风险?

金立群:这是一个怎么平衡速度和效率的问题。现有机构的一些项目之所以推进速度慢,是两方面都有问题:一是机构内部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影响了推进速度;二是所在国家的机构能力不够,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功课。

怎么应对?

第一,我强调该走的步骤、该做的程序一步也不能差,不能为快而快。我们不会做什么献礼项目,这种项目大多数是要出事的。不能因为有一个国家或者政治领导人为了选举,就上项目,这种事情一定要避免。同时,亚投行的工作方式一定会是精干高效的。只要队伍精干,内部扯皮的事就会减少。

第二,选择项目的时候一定要评估各种风险。我们可以做绿地项目,可以做在建项目,如果条件合适,将来我们也可以支持那些受困项目,只要这个受困项目是可以挽救过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类需求不少,不少项目做到一半做不下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前景的。只要我们评估认定这个项目本身是好的,就可以做。

财新记者:多边机构要精干可不容易。你准备怎么做?

金立群:每设一个部门都必须考虑其必要性。第一是部门得是必要的,第二是里面的岗位得是必要的。这两点把握住了,这个机构基本上就不太会臃肿。随着亚投行的扩展,岗位会越来越多,但我们会侧重于加强直接抓业务的部分,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

这些事情必须做在前面,如果一个岗位是没有必要的,一开始就去掉比较容易;如果允许其存在,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等到臃肿的岗位多了,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就搞不掉了,你就养着吧,还给你制造麻烦。

财新记者:亚投行贷款期限是多长?

金立群:主要做中长期贷款,最长可以到35年。我们把这叫准商业贷款。亚投行的贷款利率,是在双边援助和商业贷款之间,利用国际多边机构的平台去低成本融资,加一点点息差,然后贷给这些国家几十年。这些借款国家靠自己既拿不到这么低的利率,也拿不到这么长的期限。

财新记者:预计亚投行成立第一年的贷款规模是5亿到12亿美元,但今年发债计划是1亿到5亿美元。资金有缺口吗?

金立群:发债规模现在不好披露,肯定不会只发1亿美元。今年除了解决机构日常运营开支,项目上的支付额不会很多。今年承诺的贷款额,大规模支付要到明年。但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把支付进度加快,只有真正支付了,这才是亚投行的资产。

亚投行目前资本金跟资产的比例要求是一比一,这个杠杆率暂时是不会打破的,虽然章程里留出了上升到1:2.5的空间,但那是以后的事,要等亚投行做到财务健康非常扎实,尽可能减少评级公司的疑虑,才可以逐步提高。

财新记者:亚投行刚启动,不可能一下子获得很好的评级。你怎么才能以比较优惠的条件发债,还是说刚开始的发债条件不会太好?

金立群:不见得,没有评级但发债成本很低的例子是有的。

财新记者:目前债信评级的进展怎么样?

金立群:我们请三大评级公司和国内评级公司来做评级,后者对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融资有好处。要获得比较好的评级有几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你的股东实力如何?能不能得到大股东的支持?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来,那评级绝对是上不去的。

第二个,公司治理。亚投行现在设计的这套管理模式,非常符合评级公司的评级理念,他们的评级方法强调企业内在的财务健康(intrinsicfinancialstrength)。换句话说,更看重你自己本身的经营,你是不是最终要向大股东伸手要钱?靠自己的实力,才能获得好的评级。

财新记者:亚投行首选的融资货币是美元。对人民币的使用有怎样的考量?

金立群: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我们管理上来讲,用一种货币比较方便,成本也较低,我们用美元结算,但是融资可以用人民币,将来中国的投资者会有投资的机会。贷款也可以用人民币,比如有一个借款国用款需要人民币,因为中标的供货商来自中国,亚投行可以给该国提供人民币。这里有一个汇率风险问题,我们会进一步研究。

财新记者: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兼顾环保要求?

金立群:以伤害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我取得了8%的增长率,结果再拿3%去治理环境,最后实际上只落了5%,那个3%又是劳民伤财的事。中国人民也会越来越重视发展的质量。

比如说,亚投行在是否支持煤电项目上会考虑到各种因素,要拿到董事会上讨论。煤电有两个问题,一是排放二氧化碳,有温室效应;二是有粉尘。但是,许多亚洲国家有煤却没有天然气,怎么发电?我想,这个问题,管理层不要妄加决断,董事会需要仔细研究。

财新记者:你最近撰文重点谈到信息基础设施,这是新思路吗?

金立群:我是针对乌镇的第二届世界第互联网大会准备的。这次会议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不能仅仅做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修一条路,建一个港口码头,而是一定要通过新的技术、网络经济,把两者结合起来,使传统的基础设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新记者:采购政策大家都很关心。你曾在欧盟商会讲话,欧洲企业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金立群:亚投行将采取全球竞争性采购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都可以参与采购、参与招标。

欧洲企业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它们首先希望公平竞争,当然,它们不指望能够在基础性的基建领域跟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竞争,而是指望在技术含量高的领域参与竞争。

另外,各国的利益不仅仅体现在哪一个具体的企业中标上。如果亚洲基础设施发展起来,那么,空客(Airbus)、德国的汽车,会有更大的市场。这些东西是不可估量的,要看大账。一个更加繁荣发展的亚洲,对亚洲自己、欧洲和对其他地方都是有好处的。

财新记者:亚投行已经有多少员工?

金立群:负责银行筹建的多边临时秘书处现在大概有50来个人,亚投行已经开始招聘。人员招聘没有国籍的限制。一些机构不招非成员国员工,我们则是对全球的专业人员开放,吸收优秀人才为亚洲经济发展服务。

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专家为亚投行创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国家没有参加,我们不会设定国籍限制。但是我们要求:第一,要有很好的职业操守;第二,要有很好的业绩,能忠诚地服务亚投行。

财新记者:亚投行人员招聘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怎么招到足够的人才?

金立群:今年计划招聘100人到150人左右。我们不想盲目地扩张,等业务起来以后再扩张。

你问怎么招来这么多人,这个问题很好,会不会跟其他机构去抢人才?不会。

第一,我们有一批“种子”,一般来说招有10年以上——10年到15年——经验的多边机构或商业性机构的人才,但也会招一些有五六年经验的。同时把刚刚退休的、经验丰富的国际专家请进来。比如亚行员工是60岁退休,其实以今天的健康水平,60岁到70岁是干活的很好时间段,有智慧、有经验、有很好的判断,这些人是亚投行的宝贝。他们可以很快地培养有几年专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再过几年,年轻人也就成熟了。

财新记者:薪酬标准如何?

金立群:比照一般的国际机构如世行、亚行的标准,也不会超过它们,可能比世行要低一点,如果再低你就很难招到人才了。合同是每三年一签。

财新记者:三年的合同,怎么平衡短期跟长期的考核?

金立群:这个会不断地完善,首先一条,亚投行没有永久的铁饭碗,这是我绝对反对的。绝不要认为在这里的工作是理所当然,这是最糟糕的。

有人说,没有永久合同就没有安全感。我说,安全感、忠诚度其实都不成问题,必须要有个机制把那些不好的人请走,非常重要。

给你举个例子:我一提没有终身制,凡是政府部门来申请的,表情上都看得出来,而私营部门里没有一个会因此犹豫,他们从来没有指望在这里拿铁饭碗。

财新记者:亚投行副行长都是什么人选?有没有非成员国的人选?

金立群:副行长产生的程序是这样的:提出申请,然后由我来准备一个短名单,根据他们的条件请猎头公司进行背景的调查、业务的评估——以往业绩的评估。评估出来以后,我认为哪几个人适合当副行长,再向董事会推荐,由董事会任命。

财新记者:中国籍员工的比例会不会有一个上限?

金立群:亚投行是多边机构,不是中国人的银行,要有比较大的代表性,广纳人才。

财新记者:准备什么时候搬进新的总部大楼?

金立群:金融街的办公楼是亚投行的临时总部大楼,很快就要搬进去了。永久总部正在与北京市政府商谈落实。

亚投行决策总部在北京,不排除今后根据业务需要在有一些地区设有些分支点,以方便工作,但不会把分支机构搞得很大。根据我观察现有多边机构的经验,每一个地方都去搞一个大的分支机构,成本相当高,而且决策是重叠的。

莎翁的作用

财新记者:你的经历让人非常感慨也很敬佩,在65岁能够再有一次这样的人生辉煌。请讲一讲你早年是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人生的,虽然那是不可设计的年代。怎么样把握机会?

金立群:我认为,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要能够做到几件事。

第一,要学习;第二,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第三,考虑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中国政府的信任,把这个重任交给我,这个担子不轻。我感到是对我最大的鼓舞,一定要把它做好。

之所以有这个机会,跟我30多年来在财政部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的经历是相关的。没有这段经历,我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我1980年到财政部工作,然后多年从事国际财政经济工作。

再往前,我在农村工作了十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插队落户是1968年,当时19岁。

财新记者:你为什么能直接考上许国璋先生的研究生?

金立群:我在江苏省常熟,当时叫常熟县。很幸运,我所在的小学是重点小学,到五年级开始就教英文了。

我对英语的学习从此没有间断。有人以为我只是学语言的,其实光学语言有什么用?你只不过是通过它来学文化和其他知识,来了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情况。

语言只是一门工具。不要把学外语仅仅当做学一门外语来看,它是完整教育的一部分。

财新记者:你对英美文学的熟稔,在这次亚投行筹建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你是莎士比亚专家。你跟英国谈判的时候,有没有引用莎士比亚?

金立群:跟他们聊天有时开开玩笑,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我就引用莎翁剧本多一些。

《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回来,还不知道父亲被害死了,看见叔叔酗酒。他说,酗酒这个习惯真是非常糟糕,把我们国家的名声给败坏了。然后他说:虽然我在这里土生土长,这里的文化对我潜移默化,但是我以打破这种陋习为荣,而不以遵行它为荣(ThoughIamnativehereandtothemannerborn,itisacustommorehonoredinthebreachthantheobservance)。

以遵行陋习为耻,以打破陋习为荣,这说明什么?莎士比亚是改革派,通过哈姆雷特来表现改革思想。

另外有一个剧本《辛伯林》(Cymbeline)讲到,罗马征服了不列颠,要他们年年进贡。有个剧中人叫柯尔顿(Cloten),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Britainisaworldbyitself;andwewillpaynothingforwearingourownnoses。什么意思呢?他说不列颠自成一体,不能因为鼻子跟罗马人不一样就得向他进贡。这表现的是什么呢?英国的独立性。

平时聊天,这类例子不少。这样沟通,彼此心领神会。当然,正式谈判是另一回事。你跟英国人聊聊莎士比亚,他就觉得亚投行可以进来了?不会是这样的。他们一定要看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感到这是一个有前途、有声誉的机构,才会进来。不管是对现在进来、参与建设的,还是对现在没有进来的,基本的公约数都摆在那里:必须符合最佳国际准则。

亚行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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